(文：邹息云)毛板船是梅山地区特有的一种船舶，也可以说是梅山文化特有的产物。

　　梅山，山峦重叠，连绵起伏，坡高路陡，两山之间人语相闻，可是走起来下坡上岭要走大半天，运输全凭挑担子，爬山越岭，非常困难，老辈说一个石蹬半升米，意思是上一个蹬要耗吃半升米的力气。过去，梅山与外面物资运输唯一的通道就是资江，资江由南向北贯梅山中部而过，汇集了上五溪中三溪下四溪，成了梅山地区的大动脉，而船舶则是动脉中的红血球，运载着新鲜的氧气与营养维系着整个地区的活力与生命。

　　新化山多田少，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。山中遍地有宝，蕴藏了占全世界60%的锑矿，还有铁矿及各种朱砂金、稀有矿物、地下普遍是煤，且很多地方浅露地表，挖下去几尺就可以挖到煤炭。

　　乾隆年间，新化开始大量挖窑采煤，煤炭主要运销益阳、长沙、汉口、靠卖煤换回粮食布匹百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资江的水上运输就发展起来了。

　　其主要运载船只是洞舶子，千家船（也叫鳅子船）。都是些只能装载几吨或三、五十吨的船，远远满足不了需要，加之资江号称七十二滩，在新化境内有名的险滩就有五十三个，滩上礁石森列，航道狭窄，稍一不慎，就是触礁烂船的危险。

　　嘉庆二年（公元1797年），新化洋溪船民杨寿江、罗显章试制成吃水浅、船肚大利于水浅滩多河道航行的洋溪船，接着罗显章和陈冬生又在洋溪船的基础上，制造一种载重30吨的新型船——“三叉子”，装煤专跑益阳、长沙、汉口、这就是毛板船的雏形。

　　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洋溪杨家边船户杨海龙运输蚀了本，回到新化，赊购了罗显章、陈冬生的“三叉子”船，运煤到武汉去卖。船到汉口，煤炭赚了钱，他见那艘“三叉子”已经破旧，返航又多费时日，就把它拆掉当木材卖了。汉口木材昂贵，卖木材的钱带回去再添一点就可再造一艘新船，既赢得了时间又可以及早还清赊船的欠款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　　杨海龙轻装回乡，比驾船返航省了个把月时间。还清了买“三叉子”的赊帐，手里买煤炭的钱和造新船都有了，就赶造新船运第二次煤去汉口。

　　这回他有了经验，既然把船当木材卖可以收回大部分造船的本钱，就索性省工省料，只要船能把煤载运到汉口就行了，又按装载煤的特点，在“三叉子”底宽肚大的原型上加以改进，造成了第一艘“毛板船”。

　　“毛板船”，顾名思义，是用毛糙的木板造成船舶。传统习惯，造船力求坚固，船帮都用整条的杂木，船底用厚实的椆树板子，这类的木材价值都很昂贵，修造也很费工力。改用廉价的松木板，木材成本低，造船的工价也节省了很多；反正到了汉口要卖掉的，所以也不用刨光滑，涂桐油，让它毛毛糙糙，能装运煤炭就行。后来不断改进，整艘船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，就是名符其实的“毛板船”了。

　　杨海龙成功了，十多年间积资数十万，“毛板船”也不断改进，从业的队伍不断壮大，遍布资水沿岸有煤炭资源的各地，采煤业也因此蓬勃发展。

　　成型的毛板船最大的载重120吨，最小的载重60吨以上。船长五丈多，宽一丈二尺，吃水四五尺。船体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，不用一根条木，拆掉后全部当板子卖。所以汉口人叫它毛板子。在使用机轮船以前，毛板船算得是资江上的庞然大物。

　　毛板船是新化人的独创，是世界航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专供运煤的“一次性使用”船舶。其规模之宏大，影响之广泛，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。

　　杨海龙发了大财，在洋溪买了四百多亩田，以后定居益阳，在益阳买了四十多栋铺，几百亩湖田，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，他年逾古稀，捐出益阳的铺面与湖田的一半做为毛板行会基金，举荐陈冬生为负责人，创建了新化毛板公会。从此毛板行业与从业的船工水手有了组织，对行业的发展与员工的福利保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　　从运输经营的观点来看，毛板船是最理想最合算的运输工具。

　　第一，它本身就是货物，达到汉口后拆板子卖了，得价完全可以再买一艘新的毛板船，这样就无需计入成本。

　　第二，它的载运量大，用同样多的员工可以最大限度地运输更多的煤炭。经营者只需付出船工的工资和沿途的伙食费用，其余的赚头都属纯利润，通常能获利三倍。从资金启动到本利收回只要个把月时间，一千元就变成了三千甚至四千，这种生意当然大家争着做，船当然也越大越好。

　　船大，载重多，吃水也深，资江滩多，滩中水浅不到三尺，枯水季节根本不能航行载重的大船。这不要紧，春夏之季雨水多，溪河经常涨水，只要水涨高七八尺，就可以放得毛板船了，所以梅山地区河边两岸的人，都习惯地把涨到七八尺以上的河水叫做涨毛板水。一般从二月涨桃花水起，到五月涨龙船水，这段时期有四个月的时间，至少也能涨五到七次毛板水，足够放船之用了。

　　要河里涨水才放船，这也是毛板船的特色。

　　涨了水，水位提高，便于载重船航行。但涨水时水的流速加快，资江多峡谷，洪水被峡谷所束，奔泻更为湍急，而航道曲折，岩礁错杂，更增加了航行的凶险，能否顺利航行，关键就完全系于舵工的经验与机智了。所以毛板船上的舵工身价很高，一般从新化放船到益阳只要两天至两天半时间，舵工放一趟毛板，工资普遍是银元六十元，红牌舵工八十到一百元，最高时雇到一百二十元。毛板船上雇用一个扳招的（船头前的副舵），八个桨手（叫弟兄也叫搭褙子），桨手们每划一趟益阳只有工资五、六元，扳招的十一、二元，他们九个人；工资合起来还没有舵工师傅一人的多，由此也可以看了舵工在毛板船上的地位。

　　过去没有水文标志，新化习惯上把东门外大码头的石级作为标记，一个石级叫一个磴，高五至七寸，通常河水涨上了十一、二个磴就可以放毛板了。可是水势太大也不能放船，船在那样大的水势中很难驾驭，更无法傍岸，所以大码头的水涨到了二十几个磴，毛板船也不能开，这叫水小了不能放，水大子也不能放。

　　毛板船体积大，载重多，本来就不大灵便，又要在涨大水的时候放，船被水势所裹挟，稍一偏离主航道会触礁撞岩，风险性特别大，打烂船是常事，做毛板生意的弄不好就血本无归，倾家荡产，所以，不论是当老板或是当船工水手，放毛板船都有很大的冒险性，这也是毛板船的特色，同时也反映出新化蛮子不信邪敢拼敢闯的性格。

　　当老板的敢冒险，是因为老板的利润特高，流行的说法是：“十艘毛板中途打烂了七艘，只要有三艘到达汉口就有赚头”。这话并不夸张，真的一河水能放十艘毛板船的大老板，当然是有赚不蚀的，倒霉的是那些资本并不雄厚的中小业主，一次只能放一艘两艘船，第一次船丢了，可能尽其所有加上亲朋的借贷，重整旗鼓再搞第二次，如果第二次仍然倒霉又打烂了船，那就一辈子也爬不起来了。不过做毛板生意赚了钱的还是多数，所以每年新化总有两千艘以上的毛板船放到益阳、汉口（中途沉没的还不计算在内）。以平均每艘毛板载煤100吨计算，每年要输出二十万吨以上的煤炭，以每吨煤炭银元八至十元计算，每年要换回二百多万元的现金或粮食布匹，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数目。

　　当毛板船的舵工水手更是冒生命的危险，在阎王爷的鼻子下面抢饭说。不过毛板船的工资高，普通的船工搭褙子，每年只在春夏之交划得五、六次船去益阳，就能赚得当长工两年的工资，下半年还可以干点别的。当舵工的更不用说，放一趟毛板就可得到十多担谷子的工价，一年放五趟毛板，就是一百多担谷子，还不要当粮纳差，比一个中等地主还强。年青人十几二十岁下河拉搭禙，熬得十几二十年就有希望进档拿舵把子当舵工，这就是水手们最高的希望。

　　正是因为这样，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，上毛板船拉搭禙是沿河人家年青子弟最好的出路，不管再担风险，不愁没有人去放毛板。

　　沿资江河与它的支流的两岸流行着一首滩歌：

驾船要驾毛板船，骑风破浪走江天。

一声号子山河动，八把神 卷神鞭。

船打滩心人不悔，艄公葬水不怨天。

舍下血肉喂鱼肚，折断骨头再撑船。

　　资江河每年都要吞噬成百艘船舶，毛板船全都是用八分厚的松木板子拼钉而成；真像个蛋壳一样，一碰就烂，出事的更多，每一河水都要打烂几十号船。资江七十二滩，最凶险的灵滩、洛滩，河边两岸的小孩都会唱：“灵滩洛滩打烂船。”另外还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谣歌——“灵滩洛滩的人不种田，一年四季靠翻船”。

　　为什么靠翻船？因为这两条滩上翻船沉船最多，船一出事，船里的货物行李漂得满江都是，可以捡“洋捞”，救得起落水的人可以得到一笔酬谢。所以一见有船航向不对头，滩边的小划子就准备出发救人捡财物，这样的小划子灵滩洛滩沿岸有几十只。当然，划子第一是救人，所以尽管船出事的很多，但落水的人只要抱住一支大招或是舵扇就能保住性命，会点水的只要抱住船板能挣扎一段时间，就有划子来救了。

　　凡是吃河路饭驾船的人，十个有九个曾经打烂过船落过水，死人的意外也经常发生，但船工们习惯了，认为是命中注定。他们常说：“挖窑的埋了还没死；驾船的死了都没有埋。”就好像歌谣里常唱的：“勇士保妨刀下死，将军难免阵前亡”一样，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这就是放毛板船的人的性格。

　　毛板船有四个比较大的码头，头一个在邵阳，主要是装载牛马司生产的焦煤；第二是冷水江的沙塘湾，装载金竹山毛易铺一带的柴煤；第三个是新化县城的宝塔底下，也是船最多的码头；第四个是县城下游十五里处的太洋江，那里是资江最大的支流汇入资江的河口，县城以西几条大溪流都从太洋江流入资江，沿这些溪流两岸新产的煤都由此装上毛板船开出去，包括有汝溪、洋溪、云溪、石溪、广阔的地域。属这几条溪的船叫小河帮，实力可以和沙塘湾、宝塔底下两个码头的船（大河帮）抗衡。实际上宝塔底下的毛板船有很多是属于小河帮老板的，所谓大河帮、小河帮只是个大致的概念，船到了益阳，就不分大河、小河都是毛板帮或宝庆帮的了。（新化历来属宝庆府）

　　毛板船上船工的工资高，也吃得好。从新化开船，到达益阳湾船，都要祭龙王爷，用三牲福礼。一只雄鸡，一条鱼、一大块猪肉，祭完就由船工食用，叫祭老爷。祭礼的肉类都只煮个半熟，祭完再加工切片炒煎，鸡鱼的吃法和平常差不多，猪肉都另有风味。经过一番烹煮，猪肉的肥腻基本上到了汤里，加工时切成大块肉片，加上辣椒大蒜，再下锅炒熟，肉质松软，鲜甘而不腻，十分可口。川菜馆有名的回锅肉就是这样烹调的，在新化，因为船上吃得多，也叫“船拐子肉”。猪肉的分量基本上按每人半斤准备，山河行船，舵工水手共计十人，再加上一个“长守”（老板的代理人，掌管所有的经济事务），共计十一个人，祭老爷的猪肉不少于六斤，加上一只两三斤的鸡，三四斤重的鱼，满够吃了。

　　船上吃上好的米，不吃剩饭，尽肚子吃，菜肴平常也丰富，那时候牛肉比猪肉便宜，小鱼比大鱼便宜，吃牛肉、小鱼比蔬菜多不了好多钱，有“牛肉鱼崽当小荤”的俗话，毛板老板是大老板，只求船顺利到达汉口，并不计较船工吃多吃少，伙食都由长守记帐，实报实销。不仅船工放开肚皮吃，有点关系搭船去益阳汉口的，船上也不收伙食费。所以凡是那地方从事毛板行业的人比较多的，亲朋戚友搭毛板船去益阳汉口十分方便，只要敢冒点风险就行。

　　毛板船行业的繁荣与发展，带动了资江沿岸，主要是梅山地区新化县采煤业与运输业（主要是小驳船与挑运）的发展，随之而兴旺的是沿河的码头市镇。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汉口的“宝庆码头”，下面是有关“宝庆码头”的情况与传闻轶事。

　　“宝庆码头”和毛板船一样，是商埠中很具特色，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个码头。

　　第一是占地面积宽，上下一华里，向岸里面纵深半里，包括有宝庆正街、宝庆二街、宝庆三街，和宝庆一巷至九巷，板厂一巷至九巷，二九一十八条巷子，几乎等于过去的一个小县城的全部面积。

　　第二，居民几乎全部是宝庆府的人，而新化人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，六十年代以前，宝庆码头上只听见一片新化话，进了宝庆码头就如同进了新化的城镇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宝庆码头只准许宝庆府的船停泊，外帮的船只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在码头上靠岸，这更是其他码头没有的特殊现象。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，武汉市（含武昌、汉阳）共有新化人及后裔九万左右。

　　第三，宝庆码头是当时汉口的一段最好的码头，即所谓的黄金地段。它位置在汉水汇入长江的进口处靠里面一里多的地方，当时长江岸边没有现代化的码头，长江风浪大，木船都在里河（汉水）两岸停泊；而靠近当时最繁华的汉正街的码头，更是停靠船舶最理想的所在，所以这段码头是各个帮会垂涎的对象，谁都想占为已有千方百计想夺得码头的控制权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能够在两百多年的长时间内保存有这个码头，击退所有觊觎码头主权的对手，充满了传奇的故事。

　　武汉三镇扼长江中游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每当改朝换代，定然遭到兵燹之劫，经过多次战火，街市码头多半成为废墟，原有的地界难以找出，所有地契字据也茫然无存。于是，在新的王朝建立，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恢复繁荣之后，码头地界的争执，打架打官司就成了普遍现象。

　　过去习惯以府州为地方单位，新化属宝庆府，争码头是用宝庆府的人的名义出面的，所以码头叫宝庆码头。新化民风强悍，蛮勇尚义，打架猛勇向前，是宝庆码头的主力，历来在益阳、汉口驰名，外帮的人称为宝古佬，自己自称为宝庆帮或宝帮。其实所谓帮；是指属于某个地区的一帮人，如湘乡人叫湘乡帮，江西人叫江西帮，与青帮、洪帮是截然不同的。

　　当时和宝帮争码头的是安徽人，叫微帮，他们会做生意，有的是钱，打架却不是宝帮的对手，打架打不赢，微帮就打官司，贿赂了知府很多金银，想要通过官府把码头判给他们。

　　宝帮的人也出钱打点，请官府秉公判案，不过宝帮不想和微帮比钱多，而是讲理。宝帮占的理是；码头现由宝庆帮管，码头上的住户也全是宝帮的人，这是多年的既成事实。至于地界争执，既然以前的地契字据都已散失，应该以谁居住得久谁就应占有这部分地界。

　　根据现在宝庆码头占有这么宽的面积来看，宝庆码头是逐步拓宽的，很可能在兵乱之后，多占了一些地段，安徽帮告状也不无原因，但既然没有字据，即使多给官府送钱，官府也不能公然袒护。官司打来打去，难以定案。

　　正在这时候，十麻子到了汉口（十麻子，姓肖，新化桃林人，十麻子叫出了名，眨一下眼皮就来了妙计，宝帮的人当然请他想办法打赢这场官司。十麻子笑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，在码头四周埋些界碑，官府审案时，叫他们出来验看，地界就不用争了嘛。”宝帮的首士们说；埋界碑不是没想过，不过新打刻的界碑，挖出来一看就知道，做不得凭证。十麻子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你们只管请石匠多打些界碑就行了，我有办法。”

　　界碑打好后，十麻子叫管事的人把界碑在尿桶里浸一下，边缘四周捶打出一些凹缺，然后埋在码头的地界下，事情办妥，十麻子又到各地漫游去了。

　　过了几个月，武昌调来了一个新知府，这知府是满族人，没读过几天书，极其贪财。微帮忙送上一大笔金银，请求把码头断给他们。知府收了贿赂，就开审断案。

　　审案时，双方各执一词，互相辩论。不必细说。知府本想压制宝帮把码头判给微帮算了。宝帮出庭的人说，现在地契字据是找不到了，不过我们在这地方住了几百年，以前老辈肯定是埋得有界碑，要是认真去找时，一定可以挖得出。

　　这样一提，知府只好派差役去挖界碑，暂时休庭，等挖到界碑再升堂审案。

　　差役走到宝庆码头，在几个老头的指点下，试挖了几处，果然挖出了界碑，抬回府衙，大家一看，见苔藓斑斑，果然是几十百把年前埋下的样子。知府这下可犯难了，有界碑为证，码头照理只能判归宝庆帮，可是微州帮送了那么多金银，又怎么交代？只好找师爷们商量如何处置。有个师爷在知府耳边嘀咕了几句。知府喜逐颜开，连声说好，就吩咐衙役照办。

　　第二开继续升堂，叫差役呈上界碑，问微州帮的代表有何话说：微州帮的两个代表叫屈道：“码头本是微州帮的，宝庆帮来了之后，把老界碑移埋在现在的地方，这种情况很多，请青天大老爷明察，千万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辞。”

　　这本是强词夺理，可是知府收了他们的贿赂，不好就这样驳斥他们把码头判给宝庆帮，故意说微州帮说的也有道理。宝帮的代表当然不服，说界碑既然是真的，又是经官府的人当众挖出，事实具在，明明码头历来就属宝庆帮，微州帮故意狡辩，显系无理取闹，目无王法，请大老爷作主。

　　微州帮的代表辩说不过宝帮，就指天发誓，说天理良心，神明鉴察。他们确实是那一带码头的原主，只是宝庆帮恃强把码头占了，做了手脚，他们奈何不得，还请大老爷明断。

　　知府笑道：“你们这样争来争去也没有个结果。既然微州帮提出有神明鉴察，这案子也只有这样断了。”说毕：“来人啦！把炉子抬上来。”

　　众人不知知府葫芦里卖什么药，正猜疑间，差役们抬上一盆炽热的炭火，炭火上摆着一双铁鞋，那铁鞋烧得通红发亮，热气蒸人，公堂上的人尽皆愕然。

　　知府开言道：“大家都看见了，这里有一双铁鞋，本府就用这双铁鞋断案。既然双方争执不下，就只有凭神明示下了。有理的一方，神明必然保佑，穿上这双铁鞋也没事；没理的也瞒不过神明，这双铁鞋就穿不得。本府宣布，谁能穿上这双铁鞋走三步，码头就是谁的，若是不敢穿，就不许再啰皂生事，否则严惩不贷！”

　　这本是知府和师爷定下的糊弄人的把戏，既然不好按理把码头判给宝庆帮，把这双烧红的铁鞋抬出来一亮，如若双方都不敢穿，官司就可以借此摆下来，暂不结案。宝庆帮占着码头不动，意见不大，徽州帮尽管送了金银，却也怪不得知府，无话可说。

　　结果，徽州帮的代表当然不敢穿，宝庆帮的一个姓张的老头，却毅然上前，穿上铁鞋，硬是当当当走了三步，然后晕死在地。

　　当场的人都被这惨然的景象惊吓了，对这个老人十分崇敬，知府只好当堂宣判，把码头判给宝庆帮，官司就这样打赢了。

　　这位穿鞋的老人是新化白溪人，船工出身，为了家乡人的集体利益，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后来宝庆码头上给他建了个小庙，叫张公祠，解放前还在，不过年代久远，张公的名字在为没有文字记载，也没人能记得了，但张公却永远活在宝帮人的心里。

　　毛板船和宝庆码头，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特殊事物。二者对新化都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，二者也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而成为历史的陈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