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种传统文化,一种文化传统:走近大梅山

来源:新化房产网 作者:小编

2021-11-01 20:53:22

文:孙文辉


  一、开梅山,一百年


  梅山,这是一片影响了湖南近现代历史进程,至今却没有被湖南人完全认识的土地。


  早在十多年前,不少文化界的人士问我:梅山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?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种叫做“梅山”的文化?我虽然坚信梅山文化的存在,但我的回答也依然是那样地闪烁其辞。


  ——因为我的心中同样没有头绪。因此,我曾数度走进梅山,触摸那里的模糊而又神秘的文化。


  首先走入梅山的汉人,不是文化人,而是征战的武士。那个年代,先是五代,后是宋朝。


  在古代,梅山“广谷深渊,高岩峻壁,绳桥栈道,猿猱上下;自五季弃而夷之。”[①],进入湖南的外来文化,溯湘江、沅江而上深入湖湘大地,正好绕开了这广谷深渊,高岩峻壁,文化的变迁很少触及到这一块地方。“五季”(即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代)之时,湖南是“马楚王朝”的统治之期。


  关于这个楚国,湖南的梅山文化研究者多有误解,常把其解读为春秋之楚,把梅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遥远的春秋战国。其实,没有那么久远的影响,也没有那么弘阔的牵扯。


  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二年(927),马殷为楚国王,以潭州为长沙府,建国承制。天成四年(929),梅山蛮攻入邵州,获得大批生存给养。马殷闻讯,急派指挥使王仝率兵大举进攻梅山;结果王仝战死梅山。


  楚王马殷是个小国之君,得不到的东西也决不强取,于是,梅山被“五季弃而夷之”。——王朝不管,“夷人”便自我管理了。


  “夷人”是些什么人?


  宋人吴致尧的《开远桥记》告诉我们:他们“食则燎肉,饮则引藤;衣制斑斓,言语侏离;出操戈戟,居枕铠弩;刀耕火种,摘山射猎,不能自通于中华。”章谆《开梅山歌》告诉我们,他们“穿堂之鼓当壁悬,两头击鼓歌声传。长藤酌酒跪而饮,何物爽口盐为先。”[②]两头击鼓、长藤酌酒,这些习俗,正是古代瑶[③]人的习俗,今天亦有遗存。


  “五季弃”,梅山便是瑶人的乐园。千百年来,他们不“自通于中华”,真正成为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


  雄踞湖南的马楚王朝衰亡之后,湖南陷入十余年的军阀混战;此时,宋太祖赵匡胤夺得中原,建立起赵家王朝,正雄心勃勃,筹划统一天下的大计。此时,他看到湖南内乱,决定趁此良机,出兵湖南。


  建隆三年(963)十二月,宋太祖指挥十州兵力集结湖北襄阳,令荆南发水兵3千人,与骑兵和步兵相配合,直赴潭州。经几番征战,于次年三月,宋军终于平定湖南,沅湘之间持续了十几年的战乱也到此结束。


  湖南大局虽定,但湘中腹地依然有“梅山峒蛮”:


  宋开宝八年(975),梅山蛮骚扰邵州武冈、潭州长沙。太平兴国元年(976),宋太宗派兵进攻梅山,俘斩峒民数千,激起峒民的反抗。


  次年,梅山蛮苞汉阳、顿汉凌又出山报复,宋太宗令翟守素调潭州兵镇压,“擒二万斩之,余五千遣归”(《宋史·翟守素传》),平定之后,又画地为牢、封锁梅山。


  不久,梅山又有“苏方者居之,数侵夺舒、向二族”,(《宋史·梅山峒蛮传》)令朝廷不安;只得征剿。


  天圣(1023-1031)中,邵州蛮起事,朝廷以潘夙为转运使“专制蛮事”,督兵“破其团峒九十”。(《宋史·潘夙传》)


  于是,一方面,大批的梅山土著瑶人举族南迁;另一方面,余下的部分瑶酋仍恃险抵抗。民族的矛盾无法化解,地方的官员十分头疼。


  庆历年间(1041—1048),湖南地方官开始改变对“梅山蛮”的对策。庆历七年(1047)潭州知府刘元瑜派当地人杨谓进入梅山,招抚峒民四百余人,一千二百余峒民归籍大宋。


  嘉祐(1056-1063)末年,益阳知县张颉收捕了凶悍狡黠的梅山蛮子符三,又以和平的方式对待瑶人,蛮地终于被开发(《宋史·张颉传》)。


  和平方式开发梅山的经验被地方官员所认同,湖南安抚使将情况多次报告朝廷,但当时仁宗、英宗,政治疲弱,对南方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。直到“熙宁天子”宋神宗励精图治,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一再告奏皇上:梅山蛮恃险为边患,只有开发梅山,置以郡县,才可彻底消除隐患。几反几复,直到熙宁五年(1072),终于引起宋神宗的重视,“遂檄谕开梅山”!


  奉旨出朝,地动山摇。大宋王朝,恩威并重;千里梅山,得以开发。


  于是,参与行动的官僚们,唱起了“开梅颂歌”:


开梅山,

梅山万仞摩星躔。

扪萝鸟道,

十步九曲折,

时有僵木横岩巅。

负岩直下视南岳,

回首局曲犹平川。

人家迤逦见板屋,

火耕硗确多畲田。

穿堂之鼓当壁悬,

两头击鼓歌声传。

白巾裹髻衣错结,

野花山果青垂肩。

如今丁口渐繁息,

世界虽异如桃源。

熙宁天子圣虑远,

命奖传檄令开边。

给牛贷种始开垦,

植桑植稻输缗钱。

人人欢呼愿归顺,

裹头汉语淳风旋。

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,

王道荡荡尧为天。

汉王黩武竟何益,

性命百万涂戈铤。

李广自杀马援死,

寂寞铜柱并燕然。

伊溪之源最沃壤,

择地作邑民争先。

大开庠序明礼乐,

扶柔新俗威无专。

小臣作诗谐乐府,

梅山之岩诗可镌。

此诗可勒不可泯,

颂声万古长潺湲。

[④]


  宋熙宁五年(1072),上峒梅山置新化县,六年(1073),下峒梅山置安化县。从此,梅山地区归于王化,不再是蛮荒之地。


  与官僚们欢欣鼓舞、弹冠相庆的态度截然相反,一部分瑶人“变徭为汉”,舍弃自己的习俗和文化,过着屈辱的生活;另一部分不屈服的瑶人,手持那并不威严的《平皇券牒》、唱着那浸着血泪的《过山谣》,离开故土,开始了千年的流浪……


  人去楼未空。宋元丰八年(1085),江西庐陵人奉命大量迁入梅山。梅山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。在文化改造的同时,农耕经济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:吃不惯苞谷红薯的江西人,在梅山种植水稻。结果,大面积的梯田在宋代的梅山出现,


  二、客从江西来


  2009年7月,我来到梅山自然与人文胜地——水车镇紫鹊界。


  在紫鹊界梯田附近的楼下村,我们看到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樟树:老樟树上挂满了红色的布条,它被尊为“千年神树”。据说它有求必应,因此,远近的村民常来顶礼膜拜。当地人说:只因为它是神树,任何人对它都不敢伤害,因此古树得到了保护。


  神树何来?又种植于什么时候?


  我们看到,在古树的旁边,有一座新建的小亭。亭前一幅对联:“一方庇佑沧溪庙,千古元神樟树王”,匾额为“种树祖殿”。


  这“祖殿”是当地罗氏家族建立,而迁居此地的罗姓始祖叫罗彦一。


  罗元鲲的《永宁始迁祖一松祖及彦一彦二彦三公合传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[⑤]:宋建隆元年(960),在邵州担任御史的李瑶退休之后,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梅子岭的岳舅罗彦一家探访。酒席之间,李瑶对罗彦一说道:“现在邵州路交通闭塞,远离战乱。那里田土丰腴,世称雍和之地。你们罗氏家族人口众多,怎不选择那个好地方居住?”


  罗一彦等兄弟听他言之有理,忙人去打探,果不其然。第二年(961)十二月十五日,罗彦一等兄弟三人带领百十余丁与眷属,直投邵州九都落户。落户两年,适逢天旱,颗粒无收。只得寻找新的徙居地,经过一再迁徙,达到坪上楼下沧溪,“见其奇峰秀水,地阔田腴,堪为久住之地,遂将银一千余就地为业。续创葛田坪、谓家冲、大横沙、小横沙随田两岸山地皆收,遂以为居。由是兄弟异灶,瓜绵瓞衍,成湖南望族。”[⑥]


  而这一棵樟树,就是罗姓的迁徙始祖所植。


  在“开梅山”前后,汉人就开始徙居梅山丰腴而广阔的地域,他们是“开梅”的先驱者。他们从文明的富地走来,给荒原蛮野带来了先进的文化。


  北宋,是湖南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。宋太祖乾德元年(963),湖南有人口48万多人。到北宋元丰六年(1083),人口增到180多万人,增长近3.8倍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载,宋徽宗崇宁元年(1102),湖南人口又增加到261万多人。[⑦]其中分管安化的潭州长沙郡,与分管新化的邵州邵阳郡,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。


  胡能改在《梅山客户》中写道:“现新化聚族而居的姓氏中,百分之三十来自宋元丰八年”。[⑧]


  宋开梅山之后,身为朝廷大理寺丞的戴千胜奉宋神宗之诏巡察南楚,并率旗兵五百,整饬边防。戴千胜来到梅山,见土地膏腴、民风淳朴,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,于是向神宗报告,建议移江西之民开发梅山。


  元丰八年(1085)二月,宋神宗逝世,宋哲宗赵煦即位。他继承父亲开发梅山之伟业,下诏书命大移江西之民,以实梅山。戴千胜既是这一战略行动的提议人,也是一位亲历者。他奉请补梅山民藉,带领家眷欧氏、何氏及九个儿子来到梅山,最终择地浙溪回龙湾芭蕉(今新化太平铺)落业。


  据诸多宗谱载:梅山李氏、游氏、王氏、胡氏、周氏、易氏、秦氏,都是元丰八年“听诏实楚,徙居梅山”。


  进入梅山的江西人中,又以庐陵人为最多:《黄氏四修谱》之黄姓始祖黄伯四,《伍氏家谱》之伍姓始迁祖伍隆,经及欧阳姓始迁祖欧阳勋,杨姓始迁祖杨惟圣,彭氏始迁祖彭才信诸族,都是由庐陵迁出,繁衍在梅山各地。


 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《湖南人来由考》中指出:“湖南人来自天下,江、浙、皖、闽、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;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;而庐陵一道,南昌一府,又居江西之什九”。“江西人之来移湖南也,大都以稼穡耕垦;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山东人之来移湖南也,大都以为官作宦,以经商服贾。而长沙都会之地,五方杂处,尤多江、浙、皖长江下流之人。”[⑨]


  来自江西的、从事稼穡耕垦的移民,几乎全部落籍在湘中梅山。


  三、建祠修谱,瓞衍瓜绵


  以上引述的材料,全部来自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姓氏谱牒。


  北宋时教育家程颐(1033-1107)说:“家法坏,谱谍尚有遗风,谱谍坏,人家不知来处,故谱不可不修。”因此,各个家族都十分重视修谱。


  湖南的谱牒,兴起于宋代,多与江西移民有关。


  中国移民崇根敬祖。崇根,修宗谱;敬祖,建祠堂。


  宗祠兴于江西,宋时特别盛行;江西人移来湖南,更把立宗祠、修谱牒之事列为宗族大事。


  宗祠文化中最具文化内蕴的要数祠联。祠联通过对联的形式将姓氏的发祥地、祖先的居住地、祖先的姓名字号、官位以及祖先的嘉行懿事等内容进行艺术的再现,以达到不忘故土、不忘祖根的目的。这些祠联大都出于地方名家之手,对仗工整,琅琅上口,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。


  如以郡望为联,刘氏宗祠常用联是:


  姓启刘国望出彭城


  一看就明了:族人中曾出过皇帝,字简意骇,无须赘言。


  再如苏氏宗祠楹联就很有气势:


  唐宋八家三占席指挥六国一身荣


  这里,上联指八大家中的苏轼、苏洵、苏辙;下联指战国时的军事战略家苏秦。


  郑氏家祠的对联也写出了郑氏的光荣:


  北战南征收宝岛船来帆往下西洋


  上联是指解放台湾的郑成功,下联众所周知是郑和。新化康氏祠堂联——


  同样,梅山楹联显示出这一地区崭新的、厚重的文化。如新化陆氏宗祠的门联:


  从江西徙居根深蒂固赴梅山聚族瓞衍瓜绵


  梅山客家多从江西吉安走来。吉安,是一块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。在实行科举选拔人才的唐宋至明清,吉安共取进士2800余名,状元、榜眼、探花45位(其中状元18位),绘就了“一门三进士,隔河两宰相,五里三状元,十里九布政,九子十知州”的历史画卷。因此,在梅山宗祠楹联中,梅山移民对这一点特别自豪。如陈氏宗祠楹联:


  数十世虎踞龙盘多人科弟几千年玉堂金马满架文章


  刘氏宗祠楹联:


 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


  宗祠门联一是对祖先歌功颂德,二是对后人壮怀激励。如新化黄氏的谆谆教诲:


 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


  胡氏宗祠的门联特别精彩:


  世间几千载家声无非积德天下第一桩好事还是读书


  米氏宗祠的楹联同样在于学习:


  一池浓墨现砚底万木长毫挺笔端


  金氏宗祠门联从读书,讲到了做人:


  卫身家须勤读勤耕勿为浪子对宗族必至公至直才算好人


  同祠还有一联:


  念先人一脉真传惟忠惟孝教后嗣两条正路曰读曰耕


  作为一个氏族的集聚场所,也通过门联来提倡家风美德。如高氏祠堂楹联:


  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


  梁氏宗祠楹联:


  五经世学三字家风


  祠堂也是一处励志的场所,如新化谢氏宗祠楹联:


 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


  龚氏祠堂的门联:


  偷闲颇异凡夫法著书先成不朽功


  有文化的梅山客户进入深山老林,仍然具有心怀国家,放眼世界的情怀。如新化谢氏宗祠楹联:


  决心扶世运翘首望神州


  隆回杨氏宗祠:


  固守要真关心种族开通到底进步文明


  众多的宗祠楹联,弘扬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,同时也极具文采。如安化贺氏宗祠对联以景抒情:


  梅岭云开诸峰挺秀镜湖月朗万泒长流。


  张氏宗祠楹联弘扬的更是一种民族的内在精神:


  梧雨风苞润松劲鹤韵高


  鄢氏宗祠楹联:


  一树甘棠桂兰普荫千秋宗室苹藻皆香


  徐氏宗祠楹联:


  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


  郁郁乎文哉,梅山楹联作为一种地方文化,使开梅之后的梅山文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,一种家国情怀!


  四、耕读传家,修炼深山


  像胡氏宗祠的门联“世间几千载家声无非积德,天下第一桩好事还是读书”;金氏宗祠门联“卫身家须勤读勤耕勿为浪子,对宗族必至公至直才算好人”一样,梅山客户讲究的就是耕读传家做好人。


  同样,新化《卿氏族谱》中附有《传家宝》一诗,其中有二段谈到了耕读传家做好人:


  传家何事宝?课子在青箱。


  久教顽皆秀,学深贫自昌。


  家无三代富,书有万年香。


  君不见万卷摩残堂自白,五更刺罢印偏黄,


  家风欲振无他诀,莫负寒窗一点光。


  传家何事宝?耕凿最为良。


  一粒春前种,万家秋后粮。


  携觞介父老,含哺弄儿郎。


  君不见摇棹扬帆多少苦,牵车服贾几人忙,


  何如一犁红杏雨,北陌南阡自主张。


  耕读传家,这是一种梅山移民对后人的普遍教诲。其中,耕,是本分,是安身之所在;读,才是立命,是发展之前提。


  梅山移民从外部世界走来,他们不似桃花源中人那样为的是逃避现世,而是进山修炼,为的是最后“复出江湖”!


  而修炼,就是读书。


  梅山客户走入梅山,待安定下来,便是建祠堂,修宗谱,办义学。建祠修谱,为的是不忘根本;兴办义学,为的是发展未来。私塾义学,大多是宗祠开办的初级小学;学生成长了,便要寻找高等级学校。但要梅山的家族办高等学校,谈何容易!


  在道光《新化县志》上,存有一则元人方大年所撰《赡学田记》碑文,留下了一段关于兴办高等学校的记录——


  新化县城办学伊始,“殿庭草砌,田粮野食”。元·天历戊辰年(1328)年,一位叫做张登仕的县衙主簿刚上任就来到学校。在他的经营下,学校用度不匮,廪有实积。庚午年(1330),湖南遭受灾荒,全县无粮而学校有富余。当时,米价飞涨。张登仕拜请孔子后,以平价将富余粮食卖给市民,获得铜钱2500缗(1缗1000文,值银1两);又以铜钱换购了22.5亩良田。这些田,每年可收谷300担,值银3000两。这一精明的资本运作,使公有资产大幅增值。[⑩]


  除了县学,还有乡社学。邹廷望的《新建三乡学记》就记载了明万历年间新化在太阳、永宁、石马三乡的社学建立壮举。


  明万历丁亥年(1587),广东东莞籍进士林培出任新化县令时,早年的社学在这里已经衰落凋敝,名存实亡。林培到任时梅山地区正好遇上饥荒,他急忙在各乡设立社仓,劝捐、募损粮食,解决了十分棘手的粮食问题。在建立社仓的过程中,他看到了新化人可贵的急人之难、助人为乐的精神,于是便修建城西学社,请教师进一步训导青少年。


  林培为了教化大众,在学社东隅修建射圃,教学生射箭,并定时进行射礼。射礼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形式。射礼倡导人格塑造和人的精神的文明,射礼讲究谦和、礼让、庄重,提倡“发而不中、反求诸己”,重视人的道德自省。林培把整套仪礼,用于教学之中。进行社礼到三番射时,便奏乐、让子弟歌唱《采蘩诗》,以礼乐教化于人。每当此时,老少围观,道化感人。于是,林培又在太阳、永宁、石马三乡建立社学,将整套教学方法进行推广,乡村的教育一时也鼎故革新。[11]


  至清代,一些府州县办的学院恢复或新建,梅山地区的双峰书院,安化崇文书院、新化资江书院都在康乾年间兴建。梅山地区传统的教育底蕴深厚,随着时代的进步,这里的地方官僚乡绅、知识分子对新式的教育也从不排斥。进入近现代,梅山地区在新学教育也同样走在湖南前列。如新化的长鄄高等小学堂,湘乡的白鹭湾陶龛学校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学校。教育家罗辀重认为“革命必先革心,救国必先救人”,以“血性”二字定为校训,提倡“三血主义”,即教师应为学生而“磨血、呕血、耗尽心血”。


  梅山的教育,为近现代湖南贡献了很大一批优秀人才。千年的积淀,成就了一大批伟大的湖南人。


  五、时运不济,难出梅山


  然而,梅山的知识分子修炼深山,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出现在湖南历史的舞台上。


  我们以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为蓝本,将登录其中的梅山本土知识分子作了一个统计,发现了一些梅山知识分子成长成材的规律:在安化陶澍之前,梅山地区基本没有突出的人才出现;进入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的梅山人才,突出地表现在教育领域;直到一场战争洗礼,梅山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发生转机。


  在国家繁荣、社会安定时,梅山外部的世界人才济济,梅山知识分子虽然优秀,但总总无法融入外部的世界。在这一时期,入选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的人物有172人,而梅山地区入选的仅18人。


  梅山的知识分子要走出梅山,道路并不顺畅。请看入选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的梅山18人的命运:


  杨可震,新化人,为诸生时先后11次名列第一,后因屡困举场,只得开馆授徒。到乾隆十一年(1746),他才以岁贡选绥宁县训导,三年后卒于任上。


  杨兴植,新化人,杨可震之孙,乾隆四十八年(1783)中举人,但参加会试每每不利,于是放荡江湖,遍游中原,59岁去世。


  孙起栋,新化人,乾隆十八年(1753)拔贡,充正红旗官学教习。因性刚烈,学问渊博却一生坎坷,客死于异乡。


  曾艾,新化人,能诗文,善骑射,以例贡考取四库馆誊录,后任安福、龙泉、安仁知县。嘉庆二年(1797)二月,死于苗民起义。


  刘光南,新化人,专精经学,著述甚多,居家以授徒为主,老死时仍为诸生。


  谭爱莲,新化人,乾隆五十六年(1791)岁贡,久困科场,应乡试18次,终不得中。家境贫寒,平生授徒为业。


  段起玲,新化人。乾隆十五年(1750)岁贡。居家授徒以奉母,终生不仕。时称“独行君子”。


  吴思树,新化人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进士,任山东新泰知县,因性情迂缓,刚上任三月就被炒鱿鱼,还赔款上万。回家后,著书数十年,撰《通史》千卷,在托人上交朝廷的过程中散佚。结果穷老而终。


  吴枟,吴思树的弟弟,乾隆四十二年(1777)拔贡,“湘中七子”之一。才华横溢,恃才傲物。乡试时,为监司所辱,竟愤然而卒。


  孙起楠,新化人,乾隆四十二年(1777)优贡。但之后学业有长进,科场无进步。他曾任善化训导、湖北潜江教谕,为“湘中七子”之一。


  杨世福,新化人,专攻兵法、刑名、农田水利等经世致用之学。嘉庆元年(1796)入资为河南布政司理问,升河南府通判、开封府同知、许州知州。72岁时卒。也许是他的知识结构适应当时社会,相比之下,他是唯一活得较好的一人。


  欧阳辂,新化人,乾隆三十二年(1767)生。曾设馆于湘乡蒋湘垣家。乾隆四十九年(1784)中乡举后,屡与会试不第,于是游学四方。


  邓显鹃,新化人,乾隆三十八年(1773)生,弟显鹤,二人一代文士,著述甚多,时称“二邓”。家贫穷,授徒养家。


  邓显鹤,显鹃之弟。嘉庆九年(1804)中乡举,之后屡赴京会试不第。至50岁时才得到宁乡训导一职。任职13年后因病回乡,后曾任邵阳濂溪书院主讲,从事教育工作终生。


  邹文苏,新化罗洪(今隆回)人,岁贡生,绝意仕进,设“诂经堂”办学授徒。为邹门七代“舆地学”研究的开创人。


  黄鹤,新化人,道光五年(1825)拔贡,任宁乡县教谕。终老于学署。


  欧阳棣,新化人,道光咸丰年间在世,生平重气节。年30岁后遍游江浙,回乡时满载书籍。尤好研究天文、地理、三礼、乐律、算学、韵学,造诣颇深。


  罗绕典,安化人,乾隆五十八年(1793)生,少读岳麓书院12年。道光八年(1828)乡试中举,次年成进士。


  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梅山18人之后,紧接着的就是隆回人魏源。


  魏源,乾隆五十九年(1794)生。7岁在私塾读经学史。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。嘉庆十五年(1810)取秀才,第二年底试补廪膳生。三年之后科选拔贡。道光二年(1822)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。五年(1825)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,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120卷;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、水利诸事。九年(1829)应礼部会试落第。十二年(1832),魏源来到南京城西清凉山下,购地建草堂。魏源后半生,长年居住此处,完成《海国图志》的撰写。二十四年(1844),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,中进士,以知州用,分发江苏,任东台、兴化知县。咸丰元年(1851),魏源授高邮知州。太平军东进时,他介办团练。后以“迟误驿报”,“玩视军机”革职。旋复职,他以年逾六旬,遭遇坎坷,以世乱多故而辞去。咸丰七年(1857)三月初一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。终年63岁,葬杭州南屏山。


  细看这些梅山知识分子,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,他们大多家境贫寒,苦读成才;进入科场之后,在梅山乡县之内,都是高手;但走出梅山,总是无法被外界所赏识而进入主流社会。于是,他们选择了两条路,一条是回乡办学,一方面养家糊口,另一方面延续着家族“走出梅山”的世代之梦;另一条就是恃才傲物,独立特行,浪迹江湖。


  这些人的命运,其实比他们上一代人的命运还是好一些。梅山客家人,为了走出梅山,奋斗数百年却青史无名。有一个叫做陶必铨的人,他也没有列入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中,但他的历程代表了那些默默无闻书生们走过的道路。


  六、前赴后继,书生救国


  陶必铨就是湖南清代著名人物陶澍的父亲。


  陶必铨,居于安化县小淹镇的陶家湾,1755-1805生人。方志上说他“为人清貌颀身,眉目疏朗,发长至地”,“性格奇伟,慷慨任侠,刻苦自励。家贫而不废学,喜藏书”,“性磊落,多大节,与人交,无城府。”安化人的语言是他们与外界交往的障碍,但陶必铨的形象却十分讨人喜欢。


  陶必铨的父亲也是一介书生,像所有梅山的知识分子家庭一样,他家中也有经史藏书,陶必铨穷览细研,博学多识。少年时期,父亲送他到长沙城南书院、岳麓书院读书。因此,陶必铨与岳麓名师罗典结下了情缘。


  像其他的梅山知识分子一样,陶必铨也参加省考十次,但屡试不中。只得以教书授徒为业,先后在乡村、县城、益阳等地设馆兴学,以教书终老。


  乾隆四十三年(1779)十一月三十日,陶必铨做了父亲,他给儿子取名叫陶澍。雨润万物曰澍,他希望儿子能给世界万物带来滋润。7年之后,陶必铨再次来到长沙,在岳麓书院求学。他带着陶澍,日当学生夜教书。一年后,陶必铨因老母在、不远游,回小淹镇江南乡的好友王虎文家中设馆授徒,陶澍仍跟随父亲身边学习,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,并参加一些农业劳动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陶必铨应邀到安化县城(今梅城镇)主持修复南宝塔,陶澍亦跟随在安化学宫读书。两年后,陶必铨到益阳曾润攀家中设馆教书,先后四年,陶澍仍跟随在侧读书。


  乾隆六十年(1795),18岁的陶澍参加县学考试,得补邑诸生。嘉庆五年(1800),23岁的陶澍随父赴长沙参加湖南乡试。次年,陶澍离家北上,参加会试,结果却名落孙山。陶必铨知道儿子的势力,教他留京温习功课,准备再试,以图进取。


  嘉庆七年(1802)春,陶澍在京参加壬戌科会试,中进士,为第63名;四月,参加殿试,为二甲第15名;朝考,嘉庆帝召见,定为第55名。为安化县第一个进士。嘉庆九年(1804)二月,27岁的陶澍赴任翰林院。这一年,陶必铨年近50,数代人的奋斗,终于有了结果。


  陶氏宗族的命运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,与之相似的总在少数。与陶澍经历相似的还有一人,那就是曾国藩。


  曾国藩的祖籍江西庐陵吉安,明清之际迁徙湘乡大界(今双峰)。


  曾国藩也是5岁起跟随父亲学习,至16岁就参加长沙府试(童子试),名列第七。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,师从汪觉庵。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继续学习。23岁参加湘乡县试,考取秀才。24岁入岳麓书院。参加乡试秋考中第36名举人。道光十五年(1835)四月,曾国藩首次会试落第,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。第二年春,参加恩科会试再次不第,出京返家。


  曾国藩就像其他梅山文人一样,“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”,终于在道光十八年(1838)28岁时,会试中第38名贡士。殿试取在三甲第42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,道光帝拔置第二名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


  曾国藩成功了,他的家族从此一片光明。


  一个书生的成功,只能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;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奋起,却能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。


  让梅山知识分子命运整体性发生转折的却是一场战争——太平天国的起事。


  1851年1月11日,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,建号太平天国。第二年,太平军从全州进入湖南零陵,然后南下往郴州,又北上经永顺、安仁、攸县、醴陵,直逼长沙。这样,处在梅山最前沿的就是梅山南界的重镇——湘乡。


  咸丰二年(1852)四月,当大兵逼压湖南边境时,湘乡县的知县朱孙怡正好走马上任。风声鹤唳。他立即布置组织团练,练族、练团,以备不测。团练,是中国唐代社会中一项早已完备的民兵制度。家有危难时,朱孙怡很快就把乡绅与儒生们找来,商量办法,并议定条规,饬令速办团练。


  办团练没有经费,民团、族长、房长议定:各家各户每人自制号褂一件,自备武器一件,刀、矛、枪、钯均可;也可将农具如锹、锄、刀、斧,去短把,安长柄,用于格斗防御。


  团练以宗祠为单位,不分宗族大小,全部是先练族,后练团。如有不练团者,惟户首是问。贫者可以当兵勇,富者可以捐资费。平日五家一连、十家一连;由练总约束练长,练长约束散勇;团练的组织形式与保甲组织相辅相成。平日无事,各安本份,早晚自行在家中操练。一遇有贼警,由团长、练长、族长、房长带领奔赴有事之家,协力援助。境内一切交通要道,都派人把守。村村设防,时时设防,竖立旗杆,张挂团练乡勇大旗和稽查灯笼,不分昼夜,严防死守。


  为了辨别和召集队伍,团练旗帜和兵勇的号褂统一设计。如有警事,击梆、鸣锣、放三眼铳为号令,各家各户闻警讯都来围捕;哪一家不至,查出便受处罚。在这一特殊时期,婚丧喜事,只许燃放爆竹,不许放铳。


  大敌当前,族人十分团结。就在这种以宗族血亲为构架的民兵军事组织中,平日在族人中享有威望的塾师先生,便成了团练中的主心骨。有众星捧月,这些书生也当仁不让,战争,把梅山书生从一条通过科举而彰显人生价值的老路,引向了凭借自己的智慧、勇气与韧劲奉献社会的舞台。


  同治《湘乡县志·人物志》介绍了几位初办团练的书生,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。


  罗泽南生于嘉庆十二年(1807)十二月,他幼年丧父,家境贫苦,但从未放弃学业。他4岁开始识字,6岁入私塾,过目成诵。像其他的梅山学子一样,19岁的罗泽南应童子试不第,回家授徒,开始了长达28年的教书生涯。


  咸丰二年(1852)二月,罗泽南在家乡与弟子门生创办团练。十二月,应曾国藩召,罗泽南率团奔赴长沙。翌年六月,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包围,乞援于曾国藩,罗泽南率湘勇2000人前往援助,解南昌之围。之后,罗泽南、王錱率湘勇屯兵衡阳,协助曾国藩改定湘军陆军编制、修造水师战船,训练军队。在罗泽南、王錱的帮助下,在湘乡团练的基础上组建起正规军。这支正规军共计17000人,人称湘勇或湘军。


  湘军成立之后,罗泽南自领一军转战湖南、江西与湖北。他“朝出鏖战,暮归讲道”(曾国藩语)。练兵时,讲述易经;战争中,运筹帷幄。七日定计收复武汉;此后大小二百余战,克城二十;被后人誉为“儒门出将,书生知兵,较其功烈,近古未有也。”[12]


  湘勇的成功也使曾国藩认识了梅山文人的价值,“兵事起,湘中书生多拯大难”。他悟出了选拔湘军将士的一条重要的原则:“选文人,领山农。”[13]团练的直接成果就是讲究实战的梅山武艺的兴盛。至今,武术在梅山地区是一种普遍的传承,就是得益于山农的尚武传统。


 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千年的修炼,梅山书生实现了“决心扶世运,翘首望神州”的宏愿。曾国藩以“文人”加“山农”的模式组建军队,打败太平天国,使梅山知识分子终于扬眉于天下。


  从此,“天下无湘不成军”,近现代中国,开始了湖南人最为辉煌的历史;“崇根敬祖,耕读传家,尚武好义,开拓进取”成为了湖南人独特的精神传统。梅山文化,实打实地成为了近现代“湖湘文化”真正的、重要的源头!


  [①]吴致尧《开远桥记》载新化县政协委员会编《新化文征》P8(内部资料)200年4月新化


  [②]吴致尧《开远桥记》载新化县政协委员会编《新化文征》P5(内部资料)200年4月新化


  [③]在古代文献中,“瑶”,写作傜、徭、猺;除特殊情况外,本文一般统一写作瑶。


  [④]湖南北察访使章惇(1035—1105)《开梅山歌》。


  [⑤]胡能改《梅山客户》P41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


  [⑥]胡能改《梅山客户》P41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


  [⑦]《湖南省志·人口志》P22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


  [⑧]胡能改《梅山客户》P96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


  [⑨]谭其骧《湖南人来由考》载《方志月刊》第六卷第九期,明石馆出版1933年9月


  [⑩]新化县政协委员会编《新化文征》P17(内部资料)2005年10月


  [11]新化县政协委员会编《新化文征》P30(内部资料)2005年10月


  [12]李肖聃《湘学略》P68.岳麓书社1985年


  [13]王安定《湘军记》P70岳麓书社1983年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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